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或者图书室或者走在路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夏天气息。这样的感觉从我高一的时候开始,当年军训,天气奇热,大家都对此时军训提出异议,但是学校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意志力的考验。我所不明白的是以后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任学校摧残,为何领导们都急于现在就要看到我们百般痛苦的样子。
不幸的是,就连那帮不学无术并且一直以为祥林嫂是鲁迅他娘的中文系的家伙居然也知道此事。
但是发动不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是很多人知道老夏有了一部跑车,然后早上去吃饭的时候看见老夏在死命蹬车,打招呼说:老夏,发车啊?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外面的凉风似乎可以接受,于是蛰居了一个冬天的人群纷纷开始出动,内容不外乎是骑车出游然后半路上给冻回来继续回被窝睡觉。有女朋友的大多选择早上冒着寒风去爬山,然后可以乘机揩油。尤其是那些和女朋友谈过文学理想人生之类东西然后又没有肌肤之亲的家伙,一到早上居然可以丝毫不拖泥带水地起床,然后拖着姑娘去爬山,爬到一半后大家冷得恨不得从山上跳下去,此时那帮男的色相大露,假装温柔地问道:你冷不冷?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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