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的故事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内地的汽车杂志没有办法看，因为实在是太超前了，试车报告都是从国外的杂志上面抄的，而且摘录人员有超跑情结和概念车情结，动辄都是些国内二十年见不到身影的车，新浪的BBS上曾经热烈讨论捷达富康和桑塔纳到底哪个好讨论了三年，讨论的结果是各有各的特点。车厂也不重视中国人的性命，连后座安全带和后座头枕的成本都要省下来，而国人又在下面瞎搞，普遍有真皮座椅情结，夏利也要四个座椅包上夏暖冬凉的真皮以凸现豪华气息，而车一到六十码除了空调出风口不出风以外全车到处漏风。今天在朋友店里还看见一个奥拓，居然开了两个天窗，还不如敞篷算了，几天前在报纸上还看见夸奖这车的，说四万买的车花了八万块钱改装，结果车轮子还没有我一个刹车卡钳大。一辆车花两倍于车价的钱去改装应该是属于可以下场比赛级别了，但这样的车给我转几个弯我都担心车架会散了。

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

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之所以差是因为教师的水平差。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