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过一种特别的生活,到每天基本上只思考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今天的晚饭到什么地方去吃比较好一点。基本上我不会吃出朝阳区。因为一些原因,我只能打车去吃饭,所以极有可能来回车钱比饭钱多。但是这是一顿极其重要的饭,因为我突然发现最近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
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学生,听他们说话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连杀了同胞的心都有。所以只能说:你不是有钱吗?有钱干嘛不去英国?也不是一样去新西兰这样的穷国家?
我们停车以后枪骑兵里出来一个家伙,敬我们一支烟,问:哪的?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当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竭尽所能想如何才能不让老师发现自己喜欢上某人,等到毕业然后大家工作很长时间以后说起此类事情都是一副恨当时胆子太小思想幼稚的表情,然后都纷纷表示现在如果当着老师的面上床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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